“关东第一毒枭”被抓：自学制毒 称想赚2个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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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松说自己厌恶毒品。“这玩意儿是个亡国灭种的东西，要离它远一点。”他自称不碰毒品是自己的原则。开始制毒后，他身边多出了很多吸毒者，在他眼里，这些人“都不讲规则，没有节操，没有下限，满嘴跑火车”。

    在许多同学印象里，林松是一个很自律的人。“他不抽烟，怎么让都不接，也不喝大酒。”在家打麻将时，他也只玩一块两块的，5块的都不打，“硬拉他都不坐”。

    有段时间，家里游戏厅流行“捕鱼”的赌博游戏。很多年轻人都跑去玩，林松偶尔也会过去，但他只站在一旁看。

    他说自己选择制毒，“纯粹是为了钱。”

    决定制毒前，林松刚刚经历一场彻底失败的“创业”。他攒下的所有积蓄，以及父母的“家底”全都在那场生意中赔得精光。

    那是2015年，林松27岁，他带着所有身家去外地投入那场“创业”时，家人曾劝他要慎重。他的表姐还记得，那时林松急切地想抓住眼前的机会，一副豪迈的样子

    “拦都拦不住”。

    他的母亲刚好在那时突发了严重的心脏病，因为家里钱都交给了林松，最后只能向亲人邻居借了6000多元，勉强做了手术。

    从梦想巅峰跌落后，林松经历了“前所未有的压力”。一位他身边的朋友曾看到，林松把自己关在当时租住的楼顶阁楼里，三四天不出门，因为身无分文，“连衣服和鞋子都是朋友帮他买的。”半夜时，住在楼下的朋友经常听到林松“嚎叫”。

    后来他回到长春，把目光投向暴利行业，想要找到快速来钱的方法。他研究过鱼食，“150块钱一包，2块钱成本”。他买回一大堆书，不停地实验配方，但始终没有成功，“就差那百分之一”。

    在合成鱼食的某个瞬间，他想到了毒品。

    2016年7月份，他告诉父母自己重新找到了工作，需要租房子。父母把刚刚攒下的两万元打了过来，成为了林松制毒的“启动资金”。

    他选择租住的小区，“偏僻，但交通便利”。他在那里租了两套房子，一套两居室自己住，另外一套三居室作为“制毒工厂”。

    一开始，这个文科生对制毒一无所知。他买了关于化学和药品最基础的书籍，然后每天都泡在网上的化学论坛。再后来，他又购置了一套设备，开始摸索。

    “我开始怎么试验都不成功，我也是经历了很多失败的。一边学习一边制，发现哪里不对就再学习。”他说自己当时不能再接受失败，满脑子想的都是要把一件事做成功。

    那时他已经不在乎自己研制的是不是毒品，“人不能窝囊一辈子”，他迫切地想要挽回损失，证明自己。

    他记得研究到最关键的一步时，已经顾不上吃饭睡觉。感觉到累的时候，拿出手机想看时间，手机已经没电了。充上电他才发现，时间已经过去了三天三夜。

    后来，他能熟悉地背出多种毒品的分子式和制作方法，甚至自己改进了制毒工艺。在“制毒工厂”里，一半设备都是由林松自行设计的，他把设备规格写出来，再画出模型，然后交给玻璃厂定做，“可以省去一半的制毒过程”。

    2016年10月份时，他已经可以“批量生产”冰毒了。再过一个月，他微博上两年未变的标签“来自iPhone 5s”，变成了当时最新款的iPhone 7 plus。

    他带上新买的单反相机，去了自己向往已久的呼伦贝尔和九寨沟。这时他有了新目标：要赚两个亿。

    毒品生意远比自己想象的要顺利，林松很快就觉得“钱不过是个数字游戏”。他开始把所有精力都放在制毒技术上，每天都在“制毒工厂”待到半夜，研究纯度更高、更隐蔽的毒品。他添置了新设备，想要扩大生产，“一天30公斤”。

    他在圈内迅速闯出了名气，甚至参加了一个“制毒大赛”，和几个东南亚国家的制毒技师在网上直播制毒。

    “他们最快的15个小时结完晶，我用了7个小时。”在看守所，聊起制毒，林松马上翘起了二郎腿，身体向后靠在审讯椅上。“那个时候我觉得我还挺厉害的。”谈起这次比赛经历，他想抬起手，但被手铐拽住，发出铁链碰撞的声音。

    肖光告诉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

    因为气味很大，制冰毒最后的脱氧环节一般都在深山或者农村等偏僻的地方。很少见像林松这样直接在城市里做的。“他改进了技术，味道确实小了很多。”

    “之前东北都是毒品流入地，现在林松的毒品是从北往南销。”肖光手指点了点桌子，侧头说，“这家伙可以说局部改变了中国毒品市场的格局。”

    发现林松制毒的线索后，肖光每周都要到省厅、市局参加专案组会议，分析案情、部署侦查手段。在吉林省历史上，几乎没有发生过规模如此巨大的制毒案件。从局长到普通民警都关注着案件的进展，所有人都等待着收网的那一天。

    吉林警方把案情上报给公安部，很快被批准列为公安部督办毒品目标案件，指示吉林省警方“全力侦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