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明朝到民国的中国禁毒大业洪秀全亲作“禁烟歌”
图 皇太极时期的禁烟告示
太平天国
洪秀全亲作“禁烟歌”
清代中后期，禁鸦片的话题隔三差五就会被提出来，从皇帝到各级官员，也一直在不断思考，试图解决日益严重的毒品问题。然而这些努力，似乎从来没有起过作用，相反，鸦片之毒却日甚一日，禁毒工作陷入了愈禁愈烈的怪圈。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偏居东南一隅的太平天国，它的禁毒却收效卓著，一度使江浙地区成为烟雾缭绕的中华大地上的一片“无毒区”。
早在太平天国运动爆发之前，领导人洪秀全就在家乡编作《原道救世歌》，并积极推广传唱，其中就有“他若自驱陷阱者，炼食洋烟最癫狂，如今多少英雄汉，多被烟枪自打伤”的歌词。他还作打油诗，劝人们勿染鸦片：“烟枪即铳枪，自打自受伤。多少英雄汉，弹死在高床。”起义后，为保证军队的纪律和战斗力，洪秀全颁布了许多文件，严禁太平军吸食鸦片，违者斩杀无赦，贩卖者和知情不报者与之同罪。定都天京（今南京）后，太平军对天京境内的民众一一审查，看到面色不佳者就要询问其是否抽鸦片，还要检查手指，手指发黄者都会被隔离关押，观察他们是否有鸦片上瘾的症状。最后确定吸食鸦片的人，必须强制戒毒，一个月后犯者戴枷三个星期，两个月后仍犯者戴枷七个星期，三个月后还不改的直接处死。当时，丞相陈桂堂的部下检举他吸食鸦片，洪秀全查实之后，毫不犹豫将丞相处以极刑，以儆效尤。此外，太平军还四处设置关卡，仔细搜查过往货物，若被查出烟具，无论大小，都重加谴责。严厉的禁毒政策令当时在此地区的所有烟民和从事鸦片种植、贩卖的人都闻风丧胆。
不仅靠严刑峻法营造禁毒氛围，太平天国还十分注重宣传教育工作。据时人笔记记载，太平军所到之处，均在全体军民中劝吸鸦片者禁烟，“先以妻子衣食为喻，继以精神血气父母遗体为喻，长篇累牍，苦口婆心”。这些努力一度使鸦片在太平天国统治区内几乎禁绝。尽管鸦片的价格一跌再跌，仍没有人来购买。1862年，宁波一位外国商人在写给香港银行的信中抱怨道，过去两周一箱鸦片都没有卖出去，生意快要做不下去了。
可惜的是，太平天国禁毒斗争的胜利果实并没有维持多久。一些奸诈的鸦片商为了维持利润，往往会雇佣一些有经验、熟悉线路的经纪人，躲开太平军的关卡，在各地暗中进行鸦片贸易。到了后期，太平天国内乱频发，再加上战争频仍，政权不保，更无暇顾及鸦片问题，甚至有的领导人和军队将领都开始吸食鸦片。等到清军攻破天京、太平天国政权覆亡后，江浙地区的禁毒胜果也自然而然付诸东流，鸦片又重新在这片土地上肆虐风行。
清朝末年
袁世凯促成《中英禁烟协议》
清朝末年，为挽救统治危机，朝廷掀起一场规模浩大的社会改良运动，鸦片问题作为很久以来整个社会难以根治的痼疾，自然也是这场改革的关注重点。同之前数次禁毒截然不同的是，这场轰轰烈烈的清末禁毒不再仅仅是中国自己单打独斗，它得到了国际社会的支持。
西方国家最初纵容鸦片大规模流入中国，是出于扭转贸易逆差的目的。因此，彼时的西方列强是不会允许中国政府禁毒成功的。但这种靠毒害他国人民赚钱的行为，也一直受到良知人士的谴责。尤其是英美传教士，他们认为鸦片贸易是对弘扬主的恩惠这一伟大事业的玷污，一直致力于宣传禁鸦片烟。19世纪末以来，这种反对的声音日益强大。1890年，在上海召开的传教士大会宣告成立“外国传教士禁烟联合会”，号召全世界传教士祈祷终结罪恶的鸦片贸易。1891年，传教士创办的《教务杂志》收集了有关鸦片在中国流毒的资料与图片，将它们发回国内，引起西方社会对中国鸦片贸易的极度反感。在这些宣传带来的强大舆论压力下，1906年，反对鸦片贸易的自由党终于在英国议会选举中获胜，并很快通过议案，要求英国政府迅速采取措施，终止不光彩的鸦片贸易。
第二年，中英达成《中英禁烟协议》，规定从1908年开始，逐年递减出口中国的鸦片数量，十年后减为零。虽然已经有议会的指示，但由于鸦片贸易带来的丰厚利润，英国政府实际上非常舍不得丢掉这块肥肉，故谈判过程十分艰难。而这场斡旋的“功臣”，竟然是在历史上名声一直不大好的袁世凯。他派多位人士出马游说，经过持续不断的努力，终于迫使英国政府让步。后来，在禁烟协议之外，英国总领事还表示愿意限期关闭英国政府开办的烟馆，并禁止在租界内建立新烟馆，以帮助中国禁绝鸦片。
在资本主义老大哥英国的带动下，其他国家也纷纷响应，声援中国禁毒。奥地利租界工作人员向烟民发放禁烟药丸，并开办诊所，为因戒烟而染病的人义务治疗。美国发起召开由美、英、日、德、俄、意等西方列强和中国共同参与的国际鸦片会议和万国禁烟大会，为中国禁烟工作营造有利的国际氛围。
然而，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同清政府的其他“新政”一样，此时的禁毒运动在给中国社会带来暗夜中的一丝光明之后，又迅速归于沉寂。社会上的鸦片问题还没来得及得到改善，清王朝就走到了历史的终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