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初期上海如何禁毒

    公安机关捕获的毒贩和搜缴的制毒工具、毒品。

    公安人员取缔烟馆。

    在世界近代史上，中国是受毒品祸害最深的国家。而上海曾是制贩运毒的主要口岸和转运站、集散地，进口鸦片货值居全国各口岸之首。新中国建立初期，在中央人民政府统一部署下，上海展开了一场波澜壮阔的禁毒群众运动，把乌烟瘴气的百年沉疴彻底清除。

    毒品交易大本营

    1840年鸦片战争后，清朝政府与英国订立了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使上海沦为帝国主义列强的通商口岸。从此，上海逐渐成为制造、贩卖、运送毒品的中心。据统计，在1843年5月至11月的6个多月内，通过吴淞走私进口的鸦片就达8000箱，价值600万元。1858年，清政府被迫与英、法、美签订《通商章程善后条例》，承认卖鸦片为合法贸易，鸦片称作“洋药”，交纳进口税后，即可通行无阻。从此，上海的吸贩毒活动更加猖獗。1872年，上海有烟馆1700余家，有“上海烟馆甲天下”之称。

    外国毒品商人通过鸦片贸易，从中国人民头上攫取大量钱财，获得巨额利润。以1849年为例，这年中国经由上海输往国外的全部出口货的总值是843149元，数目却只及同年上海进口鸦片货值的62.6%。也就是说，经由上海运销国外的丝、茶和土特产，不仅换回的全部是鸦片，而且其价值只能抵输入鸦片价值的62.6％，其余37.4%要以白银去支付。

    民国政府取代清王朝统治以后，烟毒的流行泛滥并无改观。上海不仅鸦片充斥市场，而且用鸦片提炼的海洛因制品红珠子、白珠子等烟毒品种，由英国和日本商人源源不断贩运来沪，风行一时。在军阀混战时代，上海鸦片更加泛滥。1919年，浙江省督军卢永祥委派何丰林任淞沪护军使，伙同江苏省淞沪警察厅厅长徐国梁，霸占上海鸦片烟土市场。1922年11月，徐国梁拉拢上海最大的烟土商，集资1000万元，合股设立聚丰贸易公司，贩运鸦片。1924年9月，江浙两省军阀为了争夺上海的烟土倾销地盘和贩卖鸦片的财富而爆发战争，有人称之为“国内的鸦片战争”。

    上海的大流氓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都依靠在法租界从事贩毒起家。他们以巨款贿赂警务人员，为烟土买卖取得保护伞。当公共租界声言禁烟时，法租界公董局乘机拉拢烟商到法租界落脚，以此获取巨额烟税收入。于是，法租界迅速成为上海鸦片贸易中心。1923年，杜月笙要求法国领事甘格林准予烟土公卖，征收烟税，还成立烟枪捐公司，收购烟枪执照费，凡是上海经销的烟土，均由他支配。法租界设有大烟土行12家，小烟土店40家，烟馆90多家，公董局每月征收特别税12万元。1924年，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联合潮州帮烟土商21家，开设三鑫公司，控制法租界鸦片贸易，每年盈利5600万元。

    上海沦陷期间，日军驻上海军事代表楠本和里济夫勾结大汉奸盛幼庵，在上海开设“宏济善堂”，总揽日本侵略军占领地区制造、贩卖、运送毒品的勾当。宏济善堂每月供给日本驻华特务经费，还供给汪伪高级人员生活津贴20万元。1944年，陈公博兼任汪伪军委会禁烟总监，陈实秋任禁烟总局长，总揽上海和汪伪占领地区的烟毒贩卖，从日本、朝鲜贩运大批鸦片烟土，还在安徽淮北开辟种植罂粟特区，并在安徽巢县、江苏太仓以及张家口、天津、北平开设吗啡工厂。抗战胜利后，国民党上海市警察局长宣铁吾等人开设23处制毒场所，并利用火车、轮船、飞机将毒品运销各地。1948年上海市警察局统计，全市有制造毒品工厂23处，出售毒品和供吸毒品的“燕子窝”2000多处，从事制、贩、运毒的有3万多人，吸食毒品的约10万余人。全市平均80户中有1户吸毒。每年发生烟毒案8000多件。因吸毒而倾家荡产、卖儿鬻女，沦为盗匪、娼妓者甚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