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毒官”多出自公安、工商、税务、文化等部门

    “吸毒州长”受贿被判刑、某社保官员为凑吸毒款贪污社保金……近年来曝出的官员吸毒事件刺痛人心，而伴随着官员吸毒而来的其他不端行为更令人憎恶。本应对自己有更高要求的公务人员为何会沦为“瘾君子”？是个人价值观动摇还是道德滑坡？是交友不慎还是监管不力？

    这些年，不少“毒官”被揪出

    说起近年来较有名的吸毒官员，许多人想起的是曾担任云南省楚雄州州长的“吸毒州长”杨红卫。

    杨红卫的吸毒行为被揭露于人前，始于其因贪腐行为被采取强制措施，后其因受贿等行为被判处无期徒刑。与其贪腐行为同时暴露的杨红卫吸毒史，立即引起媒体和社会的广泛关注。杨红卫吸食毒品一年多时间，有固定的吸毒地点和供货人。

    杨红卫不是第一个被曝光的吸毒官员。早在2008年，就有河北省保定市雄县地税局大营分局局长刘某吸毒被抓。2009年山西繁峙县岩头乡党委副书记柴四清因吸毒被曝光，事发后此人被开除党籍、罢免职务，并被行政拘留。2012年某市警方“百日扫毒风暴”专项行动中，有9名党员、国家工作人员因吸毒被查获，其中包括工伤保险基金管理中心副主任等。而去年5月，安徽宿松县招商局副局长李某某、县交通运输局下属道路运输管理局副局长余某涉嫌吸食毒品，两人均被开除党籍并撤职。

    在刘汉案中，媒体广为关注的一个焦点，就是刘维和多名政法官员等聚在一起吸食毒品。

    堕落轨迹：从吃喝嫖赌到一起吸毒

    分析这些官员吸毒事件，能发现一些特点和共性。

    吸毒官员在吸毒行为之外，多伴生有其他不良行为。例如，杨红卫受贿，并与多名女性有不正当关系；有的在吸毒的同时嫖娼、受贿、包养情妇等。

    官员吸毒伴生其他违法违规行为的现象，有一定的必然性。一是官员吸毒表明其信仰缺失、精神空虚，人生观、价值观等偏离了正常轨道。这样一个基本观念错误的官员，本身就容易出现生活腐化、嫖娼淫乱等行为。二是吸毒开支不菲，要靠官员的正常工资支撑其吸毒行为较为困难，一些官员为筹毒资从此走上了贪污、受贿的犯罪道路。如湖南省安化县劳保局官员谌某17次贪污社保金共41万余元，这些钱全部被用于其个人吸毒等非法活动。

    吸毒官员聚众吸毒的特征明显。如与杨红卫一起吸毒的还有楚雄州原副州长吕琳麟；柴四清是聚众吸毒；河北省保定市雄县地税局大营分局局长刘某找卖淫人员陪吸。

    吸毒官员担任的职务或所在的单位，往往社会交往范围较大且交往频繁。安徽省戒毒康复中心副主任陈向明说，自己从事戒毒工作２０多年来，在戒毒所看到的“毒官”来自公安、工商、税务、文化等多个部门，“都是一些与社会人员接触较多的部门”。他在目前已接触的戒毒案例中发现，有的官员最初因工作需要经常与社会人员打交道，然后从吃吃喝喝到成为朋友关系，再到一起唱歌跳舞，最后发展成一起吸毒。

    “毒官”为何总是能在内部“隐身”

    这些人吸毒行为的败露鲜少源于内部监管，基本都来自“外部”作用。杨红卫是上级纪检部门对其进行调查后，才公布了其吸毒行为；柴四清的吸毒行为被揭露，是因为网友发帖后被人肉搜索，此前其甚至被评为优秀党员；宿松县两名官员的吸毒行为败露，则是因为公安机关侦办其他案件时恰巧抓获了他们，之后又引起了媒体的注意。

    “针对官员吸毒，确实很难建立一个单独的监管机制。”云南大学法学院副院长、禁毒系主任高巍说。但是，内部监管的乏力必须引起注意。据媒体报道，杨红卫出事前，有人员在一次会议上发现杨红卫居然边开会边吸“卡苦”，并报告了当时的州政法委领导，但并未引起注意。

    专家称，这与杨红卫的职位有关，下级查上级毕竟是需要勇气的。而且一些党政机关不愿自揭家丑，也就对查处吸毒官员持回避态度。 （本版据新华社、《新京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