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砸东西、烧房、杀父母”

　　钟林材在成为“瘾君子”之后，经常挂在嘴上的几句话，就是“砸东西”、“烧房子”、“杀父母”。

　　而且前两项已经都做过了。

　　钟林材对父母最经常的谎言就是，“戒毒了，要拿钱做正事，赚钱养活自己。”每次他向父母要三五千元，过不了几天就花完了。

　　钟容秋说，最近两三年，情况变得越来越严重，只要父母不给钱，钟林材就砸东西、烧房，还扬言要砍死父母。“2013年回来没拿到钱，砍了我妈十多刀，胳膊的筋都砍断了，伤好后父母一个多月不敢下楼开门，怕弟弟回来杀他们。”

　　弟弟不仅向父亲要钱，还经常到她家中索要钱财作毒资。他经常带着几个“白粉仔”，浩浩荡荡地奔向她家敲门，不给钱他不停地在楼下大吼大叫，让周围的邻居们不得安宁。

　　有一次，钟林材过来要钱，钟容秋没给，家里的一台5000多元的电视被他砸烂。从此以后，钟容秋一家搬了个新地方居住，再也不敢让弟弟知道住处。

　　2013年的一天，钟林材竟然真的放火烧家，邻居们赶紧赶过来救火。

　　钟林材在村里也成了“瘟神”。宜屏村连同隔壁的屏宜村，一共有3000多村民，很多人都对吸毒的钟林材敬而远之，只要他在村里，村民们见到他都绕着走。小孩从来不敢单独上学或放学，小孩放学后也不敢在外面玩，生怕被钟林材抓住，向家长索要钱财。

　　而村民们家里也不敢放值钱的东西，不少村民的家里都被钟林材“光顾”过。

　　“不把他杀死，他早晚把老两口杀死。”村民钟红说。

　　就连村中的村民都已经意识到了钟林材的“预言”将会实现，而这种“预言”也像是魔咒一样不断困扰着钟全容夫妇。

　　棒杀“毒子”

　　在“杀”与“被杀”之间，钟全容夫妇艰难地做出了选择。

　　今年3月13日，钟林材回家索要毒资，钟全容夫妇不给，并报了警。

　　后来，警方将钟林材带至派出所，钟林材承诺只要父母拿3000元给他，就外出打工不再向父母索财。在民警的见证下，钟全容、王明连夫妇拿了3000元“路费”给钟林材。

　　但3天之后的3月16日下午，钟林材又回到家，说钱花完了，要家里拿钱给他。

　　钟林材的堂叔钟国富说，由于儿子吸毒不是什么光彩的事，钟全容很少向村民们说这些事，他好面子，每次儿子吸毒完回来要钱，他也都是给钱，息事宁人。

　　但是，此次钟全容选择自己来解决“问题”。

　　“凌晨2时多，受害人逼父母拿钱，母亲王明连说明天再给，受害人就站起来往外走，钟全容和王明连以为儿子又要拿凶器殴打自己，便先下手了。”办案民警说，钟全容将儿子抱住，王明连取出木棒重击儿子头部，当场将钟林材打死在地。

　　“老两口称实在受不了儿子的骚扰，早有除掉儿子的想法。”警方相关人士表示，根据钟全容夫妇交代，两人事前作了些准备。

　　在“杀”与“被杀”之间，钟全容夫妇最终选择了“杀子”。

　　钟全容的侄女婿杨通海回忆，他赶到钟全容家时，老两口坐在屋子里发呆，一句话也不说。“我看到卫生站楼上的屋子里有很多血迹。”

　　钟全容老两口将钟林材杀死后，村民却拍手称快，称他们是“为民除害”。近日，宜屏村和屏宜村400多位村民联名写了一份请愿书，请求法院对钟全容从轻发落。

　　该《请愿书》中写道：“……第一次向家里要钱被拒，就打烂了药柜，第二次打烂厨房，第三次烧了家里的房子，第四次就砍伤父母。钟全容夫妇是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才将儿子打死的……”

　　农村吸毒人员

　　逐年增加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近年来，在宜宾农村地区，像钟林材这样来自农村的吸毒人员并非个案。钟国富表示，如今毒品有向农村蔓延的势头，但很多村民觉得家中有人吸毒不光彩，一般都不声张，也不把家里的吸毒人员送去戒毒。

　　陈兵(化名)是宜宾市一名长期工作在禁毒一线的侦查人员。他表示，近年来，随着冰毒、摇头丸等新型毒品的上市，毒品价格不断降低，加上这些新型毒品的来源渠道相对容易，农村吸毒数量急速上升，年龄也呈现出年轻化趋势。很多吸毒人员的年龄在16~25岁。陈兵说，一开始他们也感到吃惊，按说大城市各种娱乐场所众多，像歌舞厅、夜总会通常都是毒品交易比较泛滥的地方，但近3年发现的很多吸毒人员，来自农村地区的明显增多，占到近六成，并且，仍以较快速度逐年增加，农村禁毒形势十分严峻。

　　“一些年轻人，由于交友不慎，一部分人沾染毒瘾，从吸毒人员的发展形势上看，有从城市向农村扩散的这种趋势，越来越明显。这是个严重的问题。因为农村地区范围广，但控毒力量却十分薄弱，基本上处于无人管的状态。”

　　他分析称，毒品向农村蔓延，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是贩毒分子为逃避打击将重心转移。对贩毒分子来说，在农村发展毒友，一方面农村青少年人口较多，可以拓展毒品销售的空间。另一方面，在农村贩毒更隐蔽、更安全。毒品交易一般在农户家中、麻将馆、网吧、饭店等地方进行，交易地点不固定，流动性大。二是农村青少年辍学多，厌农思想严重，一旦找不到工作，在城市游荡，很容易会被拖下水。“他们天天在家里，没有工作，无所事事，然后可能是身边有一些朋友吸了，然后跟朋友在一起吸，慢慢就会染上。”三是外出务工人员中染毒人员成为农村毒品市场的推手，一个人吸毒，可能会带动周围的几个人都跟着染上毒瘾。四是农村的禁毒宣传不到位，很多农村的年轻人到城市打工后，不知道毒品的威力之大，只要抽上第一次，就再也无法自拔。

　　认为吸毒是家丑

　　“隐性”吸毒人员

　　数量庞大

　　最让陈兵担忧是，以贩养吸的恶性循环也在部分农村地区出现。一个人染上毒品，为了保证自己能吸毒，千方百计发展新毒友，在他们之前查处的贩毒分子中，几乎百分百都是以贩养吸，一个贩毒者发展2名吸毒人员很正常，最多的发展了5名吸毒“下线”，造成恶性循环。

　　而由于农村居民观念传统，很多家长知道孩子染上毒品后，觉得丢人，不愿意将孩子送去强制戒毒所戒毒，甚至在统计吸毒人员时，这些家长也刻意隐瞒孩子吸毒的事实，一些原本该被送去强制戒毒、还有希望戒掉毒瘾的年轻人，因为没有及时戒毒，而最终成为深度染毒的瘾君子。陈兵说，如今登记在册的吸毒人员，与实际的吸毒人员数量相差很大，各种“隐性”吸毒人员数量不少。

　　他表示，在农村地区，吸毒人员染毒后没有经济来源，通过偷、抢来获取毒资的十分普遍。他所在的县去年破获多个盗抢团伙，成员基本上都是吸毒人员。此外，八成以上的吸毒女从事卖淫活动；还有，滥用毒品导致的精神失常、行为失控、暴力攻击、自杀自残、劫持人质索要钱财等极端事件以及家破人亡、妻离子散等人间悲剧时有发生。

　　陈兵认为，当务之急是要对农村的吸毒人员数量进行一个整体摸查，掌握准确的数字。并且，对于那些按照规定应该送去戒毒的农村吸毒人员，应该强制戒毒，不应考虑其“脸面”。

　　有些村民富起来了觉得消费毒品“有脸面”

　　中国公安大学刘琦教授表示，现在的农村吸毒问题呈现几个趋势，首先是年龄结构，农村吸毒人员的年龄结构在降低，有年轻化的趋势；其次是吸食毒品的种类以合成毒品居多，尤其是冰毒、氯胺酮这样的毒品。

　　他分析说，一些新型毒品的制造窝点大多选择在农村，给当地的吸贩毒人员提供了便利外，互联网的迅猛发展，也为农村的毒品交易提供了平台。而选择在农村这样偏远的地方进行毒品制贩和交易，更加不容易引起重视，不容易被缉毒人员盯上。毒品现在尤其是网络贩毒，已经成为我们常说的拎包贩毒的一个重要的一种方式，农村现在的现代通讯和互联网的建设也是发展很快，很多人在农村的家中也可以像城里人一样买到毒品，而且私密地运送到自己的家中。这种网络购毒方式，也对农村吸毒现象有着推波助澜的作用。

　　此外，随着农村地区生活水平的提高，以及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到城里打工，他们接触毒品的机会也日渐增多。可由于文化素质偏低，对毒品危害认识不足，先是为追求刺激、赶时髦，在朋友之间相互请食毒品，在好奇心的驱使下，由初尝毒品到不能自拔。加上一些农村居民富裕起来之后，没有形成健康的消费观，把消费毒品作为“有脸面”的表现，造成歪风流传。

　　刘琦说，首先要从源头着手，打击跨境跨区域贩毒行为，防止毒源流入农村；同时要加大对农村基层打击毒品犯罪的人力、物力、财力的投入；此外，要在农村地区加强禁毒宣传教育。

　　麻将馆农家乐

　　都能成为贩毒地点

　　长期在基层从事禁毒和缉毒工作，陈兵对于毒品在农村流通的隐蔽性深有体会。“麻将馆、农家乐，住户家中，都能成为毒贩进行毒品交易和发展毒品‘下线’的地方，防不胜防。”他说。并且，越来越多贩毒分子选择农村地区作为自己的“基地”和进行贩卖毒品的场所。

　　陈兵说，现在的毒贩子十分精明，他们就是看中了农村地区禁毒力量薄弱，警力分散，不易被盯上。像这种农家乐餐馆作为贩毒地点，如果不是村民举报，警方是很难发现的。还有一些农民贪图小恩小惠，贩毒人员每月给农民500~1000元不等的房租租他的房子，在其中从事隐蔽的毒品交易，农民收钱后就缄口不言。

　　毒品在农村的传播方式有哪些呢？陈兵说，一方面，贩毒人员通过一些染上毒瘾进城务工人员，请他们到所在的农村地区寻找地点，发现吸毒“下线”。另一方面，这些染上毒瘾的农村吸毒人员会被贩毒人员控制，成为贩毒人员的贩毒工具，帮他们传递情报，或运送毒品。由于这些毒品的交易不少选择在偏远的农村，十分隐蔽，很难被发现。

　　陈兵坦言，现在农村的禁毒工作，基本靠群众举报。光城市的禁毒警力都不够用，农村很难兼顾到。“我们有时会接到群众举报，说哪里有人种罂粟花，群众要是不举报我们是很难发现的。现在首要的是要在农村加大禁毒宣传，让村民们知道哪些是毒品，以及毒品的危害。”

责任编辑： 吕爱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