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了解，某地禁毒部门为鼓励更多的群众参与禁毒斗争，通过在当地报纸、电台、电视台、网络媒体连载和张贴通告等形式，向社会各界公布了禁毒电话，旨在方便群众的检举、报案和举报，接受特殊群体的戒毒康复求助报警，征求禁毒方面意见和建议。同时还规定，凡提供涉毒线索、从中破获重大案件者，将给予1千元至1万元的奖励。令人意想不到的，这部禁毒电话公布3年多来，却很少有人问津，有时终日沉寂“哑口无言”；在有的地方，将禁毒举报电话与110捆绑合一，但其中涉毒报警的并不多。一头是热切的期盼，而另一头却是旁观的冷漠。禁毒电话遭冷遇，从而沦落为一件刺眼的摆设。这一奇怪现象，在其它地方并不鲜见。

    禁毒工作根本在于禁绝毒品，造福人民。它力求为人民群众营造无毒平安和谐的社会环境，促使百姓身心健康和家庭幸福，是一项实实在在的“民心工程”。既然这是为百姓办得好事，可人民群众为啥不响应呢？难道是某些部门的宣传还不到位、工作还不卖力吗？但事实并非如此。有的工作人员为此累倒在岗位上，有的禁毒民警因此献出了宝贵生命，而他们依然麻木不仁，无动于衷，不为所动。“剃头挑子一头热”。一位在基层工作多年的禁毒大队长对此百思不得其解：这个社会怎么啦！老百姓咋不领情呢？

    由此让人想起，新中国成立初期，党领导人民群众开展一场轰轰烈烈、声势浩大的禁烟禁毒运动：收缴毒品，封闭烟馆，严惩制贩毒品活动，各地群众参与禁毒斗争的积极性和热情异常空前：人们纷纷控诉毒品危害，督促规劝制贩毒分子投案自首，检举揭发线索源源不断，出现了妻送夫、父送子戒毒,友邻送毒犯自首的动人情景。然而，那时复杂的毒情社情形势，远远超乎一般人的想象：各级政权组织尚未完全设立，文盲人数高达85%，敌特分子随时趁机捣乱，各项事业百废待兴；全国4亿多人口中竟有2000多万名吸毒者、30多万人以制贩毒为业，各地烟馆林立，烟民遍地，毒害盛行猖獗。尽管如此，因为有全民公众的广泛参与和支持，我国在短短3年时间里，禁绝了为患百年的鸦片烟害，作为世界上少有的“无毒国”享誉全球，扔掉了“东亚病夫”的帽子，创造了举世公认的奇迹。

    人民群众无疑是禁毒斗争最重要最关键的力量，能否组织和动员他们的参与,直接决定着这场没有硝烟战争的成败胜负。目前，我国禁毒工作所处的时空与以往大不相同，在国际毒潮和国内毒品问题的双重影响下，虽然经过多年不懈努力，取得很大的成绩，但仍然无法扭转严峻的毒情形势，仍然无法挽回毒魔带来的巨大灾难和损失。特别是人民群众参与的积极性不高，既便勉强参与且疲于应付的状况，构成一道很不协调的风景线。这是不争的现实事实。

    究其原因，绝不能说现在的人民群众文化程度上去了，生活水平提高了，而思想觉悟降低了。其实，他们都有不同程度的“四怕”顾虑：一是怕遭报复。作为普通老百姓，面对凶残无人性的毒品违法犯罪分子，难免显得有些孤单、势薄和无助，由此不断呈现惹不起、躲得起的无奈。因为害怕受到不法威胁、暗算、伤害等报复，所以他们既便明明看见吸贩毒违法犯罪行为，许多都只能视而不见、听之任之，明明知道具体案情却不敢站出来作证。正是这种无言的冷漠，助长和纵容违法犯罪分子更加肆无忌惮，反复作案，加速了毒品违法犯罪的扩散和繁衍；二是怕多管闲事。一些人怀有明哲保身的自私心态，事不关已、高高挂起，对身边发生的毒品违法犯罪现象，往往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坐视不管，不干预，不制止，任凭其胡作非为；三是怕遭失信愚弄。我国法律对检举人报案人控告人及其家属的人身财产的保护有着明确的规定，但它缺乏具体的操作性和适应性，一旦公民因此而受到毒品违法犯罪分子的侵害，实际很难有人为他们主持公道、撑腰作主，久而久之，便丧失对法律权威的信心，最终选择了忍耐和放弃；四是怕虚情假意。群众眼睛是雪亮的。一些职能部门和少数人，在禁毒工作特别是在社会化事务方面使了假把式，耍了花架子，徒走了形式，他们都看得清清楚楚，并一一记在心里。现在，面对推行的禁毒电话，他们又如何相信这才是真的？唯有心连心的真情实意，才是救世弥信的良方。

    为此，希望各级党委政府高度重视这些现象，找准问题症结，采取行之有效的相应措施，下大力气加以解决，并及时整改到位。

    新时期的禁毒工作已经走过十多个年头，现在应该到了认真总结、深刻反省的时候了。禁毒电话遭冷遇的事例，再次提醒我们：人民群众才是禁毒斗争的主力军，他们是当之无愧的禁毒时代英雄；如果脱离了人民群众的参与和支持，禁毒工作只会是一场没有终点、没有希望的“马拉松”，毒品问题只能是一个无法治愈的恶瘤顽疾，沉重的毒害将成为人们心头长久难以抹去的伤痛。（朱自军）